西坝河一条小巷的小馆子前，许久未见面的老朋友老李一把揽过薄涛的肩膀，“你现在还做不做衣服了？”老李问。对于很多生于六零年代的中国男人来说，服装设计师是个略显做作的称谓。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称谓的改变对自己日常生活产生的化学反应。

出了机场高速，沿着立交桥旁边的小路走个十几分钟，就可以看到一组白色的低层楼群，仿罗马柱上竖着“薄涛(BOTAO)制衣”几个大字。修建于2000年的办公室和厂房，虽然现在看来已有点老旧，但不难想象，在薄涛事业最为鼎盛的那些年间，拥有9间分公司过千名员工的制衣工厂又有着怎样的风光。

如果说马可、谢锋对于中国服装业的意义在于被主流认可的里程碑，那么薄涛算得上从无到有的积累。在这个全民寻找集体记忆的时刻，往往是见证比突破来得更加动人。

出走体制

出生于1963年的薄涛属于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的科班生，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劲松职业高中服装设计班毕业之后，薄涛被分到东城区一家国营服装厂工作，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到厂里下辖的王府井(32.99,1.05,3.29%)凤凰服装店当售货员。“很难形容凤凰服装店在当时的地位，刚走过那个全民都着蓝黑衣的年代，它是当时全北京唯一出售彩色衣服的店。”薄涛学过设计，和店里的售货员相比，他对顾客的需求理解更为专业，短短一个月内，他的业绩已经远远超过所有的老师傅。两个月后，薄涛设计了自己第一款量产的成衣，他在用了暗花呢子的大衣背后设计了一个蝴蝶结，就是这样的一件大衣，成为哄动全厂的奇装异服。“连厂长都不理解我，但事实证明，当时人们对美的接受尺度已经很宽泛，这款大衣一直畅销到1995年。”

这一年，他有了自己在设计上的第一个梦想，开一场自己的服装发布会。于是，1年之后，他跳槽到一家位于香山附近的军队干休所企业，这家服装厂生产的“美而美”女装在当时小有名气，他与领导达成了协议，如果为工厂创造了利润，工厂将出1万元为他办服装秀。走马上任第一个月，他就利用公司的库存布料设计了一款套裙，一套成本不到8元的裙子，却在商场里卖出了70元的高价，要知道，当时每个月的平均工资不过也才100多块钱。

由于和厂长理念不合，薄涛辞职来到一家街道办企业，哪知道业务才上轨道，因为总公司破产，这家服装厂也倒闭了。不得已，薄涛带着原有的业务和团队，1992年创办了薄涛制衣有限公司和“BOTAO”这个品牌。

在那个年代，社会变革带来的安全感丧失使得敢于出走体制成为少数人的游戏，这一小撮人，也是市场经济下先期的受益者。当时的薄涛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无奈使他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师品牌的创立者，最重要的是，BOTAO带来的是设计师品牌在中国成功的可能性。在品牌意识开始萌生而来自国际品牌的压力尚未形成之时，BOTAO开进了很多城市百货商场的专柜，年销售额一度高达3亿人民币。

感性回归

2007年，薄涛带着高级定制秀《蝶》以及同名音乐剧重回当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这出被定义为传统文化实验的秀，以流传千年的梁祝故事为灵感，薄涛将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直观表现于酒红色的毛皮点缀、大面积的镂空花和补色的大胆拼接中。

沉寂三年之后，这个服装从业者眼中的第一代设计师的代表，在概念把玩和商业刺激的稔熟程度上，并不输给任何新生代的设计师。事实上，他身上捆绑的诸多新中国服装第一次，足以让他成为难以超越的行会标杆。

1995年，为了宣布BOTAO成功申请专利保护，他在国际饭店举办了第一场时装秀，在国内时装业相关机制尚未建立时，超前提出了保护设计师及知识产权的理念；1996年，薄涛斥资200万元人民币，亮相香港国际时装周，成为大陆地区第一个走出去的品牌。彼时的香港国际时装周影响力作为世界四大时装周之一，地位和影响力在纽约、东京时装周之上，这次展示，为他带来了总价高达千万的贴牌生产订单——中国低廉的劳动成本让服装生产业的重心东移，很多在那时成长起来的中国公司，都是依靠贴牌加工利润来养活本土品牌。但薄涛拒绝了，理由是中国设计师的作品，不能就这么贴上外国人的标签。现在回忆起来，作为公司管理者的薄涛似乎有一点遗憾——设计师的执拗使他即使是拥有过人的商业敏感却并不能称为非常优秀的公司操盘手。

2004年，公司职业经理人卷钱离去，利用薄涛的网络通路及核心技术、库存面料用一个月的时间推出自己的品牌，留下账上2000元现金和400名等待发薪的员工。相识十年的好友对他的评价是，他的设计要比他的生意成功得多，如果他参照国际惯例由专人来做管理，自己一门心思放在设计上，公司的规模也许会远比今天要大得多。

而5年之后，当我来到薄涛的工作室，一位电视台的主播在定制衣服，他的助理把我领进了一间设计室里，放置着几台电脑的桌上散乱地铺了许多设计稿，薄涛不好意思地一一拾掇起来，“他们这样乱七八糟的习惯了。”

归来之后的薄涛精力更多地放在高级定制上，并非模仿欧洲兴而转衰的象征昂贵的高级定制，更好的解释是，这是一家有本体意识的裁缝工作室。中国的高级定制风潮并非起源于今天，在之前为上层阶级所服务的裁缝店里，一个好裁缝可以完成今日流水线上的从设计到成品完工的所有工作，他们的工作流程没有巴黎高级定制那样繁复，也没有严格的让顾客失去自主的行业权威。中国方式运作的裁缝定制，具有强烈的时代演变特征，也更适合中国特定人群进行更加风格化的身份表达。

大多数中国本土设计师都会经历一条文化自卑、自省到回归的道路——迎合西方审美下的中国设计，永远都只能作为猎奇对象放置在主流市场边缘。但是，要立足于本土，寻找到一个简朴的相对容易记忆，同时具备普世意义的文化寄托，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工作。

另一种可能

现在，吉平生偶尔会到巴黎老佛爷百货的专卖店里去了解销售情况。他喜欢站在门外，看着来自中国的游客挑选他所设计的衣服。“如果我不说，他们绝对看不出这些设计出自一个中国人之手。”这个被命名为MOUSEJI的设计师品牌，拥有欧版宽松的立体剪裁、亚麻的质地、飘逸的袖口、若有似无的随意，像是在对抗欧洲成衣流水线造成的机械感，“你细细地看，就会发现它的不同。”吉平生说。

在此之前，我们在注流媒体的版面上没能找到任何关于这个品牌的报道，即便是作为一个中国设计师品牌，它已在欧洲多个国家开店263家，并且于去年秋天成功入驻巴黎老佛爷百货。

就在薄涛创立品牌的那一年，吉平生砸了铁饭碗,从外贸公司辞职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开始了“替人缝嫁衣”的贴牌服装生意,直到2003年注册了自己的品牌MOUSEJI。接下来,在2006年，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德国“世界精品品牌展”的邀请函,成为第一个有资格参展的中国设计师，也开启了他在欧洲的商业化之路。

美术专业出身的吉平生在其设计中所要阐述的意境，并不难理解，也不能算是独创。在此之前，无论是例外的马可还是达衣岩的刘星，都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过对于传统中国智慧的崇拜。和他们相比，MOUSEJI走的是彻底的文化商品化道路，他没有采用亮相时装周的方式来推广，而是频繁地参加各地举行的订货会，对他而言，市场的接纳是另一种成功的方式。“并不是每一个品牌都适合参加时装周，达到目的的方式永远不可能只有一种。”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中国区代表赵倩说。

尊重服装工业的多元化生态是扶植其良性发展的根基。不管是游离之中还是深谙其道，我们都能感受到方式之外相同的成长的力量。

来源： 中国纺织交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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