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月19日在北京联合发布《商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据蓝皮书报告，截至2009年12月，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为27.5%，并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仅次于日本。预计未来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会达到146亿美元，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首位。

4月28日，全球奢侈品品牌路易·威登在上海开设两家旗舰店。同一天,同一座城市，同时开设两家旗舰店，这在该品牌150年的历史中堪称开了先河。

越来越多的国际奢侈品大牌汹涌而来。目前，大多数奢侈品品牌主要在中国国内一线城市和二线省会城市的商业中心繁华地段布点，而旗舰店一般建于一线城市。随着一线城市的竞争日趋激烈，近年奢侈品品牌也开始加快进驻一些辐射能力较强的二线三线城市。

与国内奢侈品消费热潮相应的是高端订制在中国进一步升温。从中国国际时装周舞台上反映出的是服装设计师开设高级订制工作室到高级成衣品牌延伸高级订制系列的热议话题。而在中国这股订制热潮中，从明星设计师到高端品牌生存状况如何，他们是否准备好了呢？

订制模式一

工作室与明星设计师

克里斯蒂安·拉克鲁瓦被认为是法国最具创意的服装设计师之一，但2009年他还是没有逃脱公司破产的结局。为什么？我们不妨看一下设计师的自我分析：“在这22年中，我们真正地做出了知名度，但在商业运作方面却没有跟上。”拉克鲁瓦承认：“我认为我们更像是一间专门做手工订制时装的时装屋，而不是一个必须拥有很多不同产品去占领世界市场的国际化品牌。”

在高级时装的辉煌年代，它是通过将独特的服装销售给富有的顾客来赚钱。然而，高级时装的设计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奢侈品品牌时装屋展示天才设计师和建立品牌知名度的一种途径。由高级时装发布所产生的利润率较高产品的销售，如香水、手袋和太阳镜是主要部分。高级时装本身的销售——昂贵的手工制作和微小的客户群，只占时装公司收入的一小部分。

而克里斯蒂安·拉克鲁瓦公司的延伸产品如香水和较为便宜的成衣副线品牌均做得不成功。

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让高级时装展现辉煌，而专注高级订制的中国设计师们，即使没有副线产品，利润较高的高级订制业务也让他们在有较大的生存空间。

2010年3月，进军内地市场的香港著名晚装设计师何国钲已经为品牌的拓展制定了一个具体的计划：首先在北京设立高级礼服订制工作室，在北京的高档商业区开设两家高级成衣品牌店，同时在北京高档酒店设立婚纱(高级婚纱订制)品牌店。

我们不妨再来看几位在高级订制领域先行设计师的发展轨迹：

张肇达，1989年为LAYCE DESIGNS设计高级时装；1991年创立MARK CHEUNG品牌,推出高级女装系列；2005年推出了其品牌高级订制系列MARK CHEUNG HAUTE COUTURE。

郭培，1997年创建北京玫瑰坊时装有限公司；2006年11月她首次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举办高级订制时装发布会。

马艳丽，1998创立MARYMA DESIGN女装品牌；2002年成立自己的时装公司；2005年11月推出主题为“在红地毯上”的高级时装订制发布会，其高级时装订制品牌MARYMA正式面市。

2005年前后是高级订制时装在中国爆发的一个节点。从名模转型成为设计师的马艳丽选择高级订制作为自己未来事业的方向。“在时尚这个圈子做了十多年，接触不同的人群，使我慢慢感觉到高级订制未来的前景。我很幸运，周围有很多朋友，与他们聊天时也会谈到做高级订制的商业模式等问题，这在我的潜意识中慢慢产生影响，我意识到这是我应该走的一条路，或者说是我的事业。因为做高级时装订制毕竟不同于当模特，做模特走过这段路后就结束了，而做高级订制不是盲目的，有极强的说服力。”

2006年11月，第十届中国国际时装周上，高级订制时装发布无疑是最亮丽的一个篇章。郭培的高级时装以艺术化的表现和精美绝伦的刺绣独占鳌头。特别是发布压轴的金色龙纹刺绣礼服，所用工时超过五万小时，令人叹为观止。这件礼服也为中国国际时装周创下了一个难以超越的纪录。

2000年，张肇达首次以高级时装的手法来演绎传统民族服饰文化，他的高级时装作品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56个民族的服饰邮票。5年之后，有更多中国设计师在寻找自己的高级订制设计风格与中国元素相结合的方式。

2006年的时装周上，郭培首次发布的高级时装从整体上是完全西式的，但在细节上采用了许多中国传统纹样甚至是皇家纹样，使其服装显示出超越地域与时空的气势。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张肇达的《西藏》主题高级时装创作系列，他将西藏传统的唐卡通过印染、刺绣等多种形式运用在其设计中，使服装有了超然的感觉。祁刚展现的高级时装创意，除了运用带有中国山水图案的丝绸面料，在细节上的中国亭台楼阁饰件、檀香扇以及流苏运用，也增加了中国意蕴。

如今，名人效应与口碑传播让高级订制市场中的明星设计师备受关注，这也成为订制设计师们商业经营中必要手段。北京的郭培、马艳丽凭借着在演艺界的人脉关系，有自己稳定的客户群。像上海设计师陆坤在就采用经纪人的方式拓展商业市场。

那些具备实力的设计师也继续加入订制设计的行列。在2009北京中国国际时装周的发布会上，广东设计师董怀光正式推出以其名字命名的TOM DONG高级时装订制品牌。今年，TOM DONG高级时装订制设计工作室(中心)正式运作。身为专门为国际高级时装和高级礼服加工订制的中山市基业时装有限公司设计总监的他表示：“这些年我与国际高级礼服和时装品牌合作紧密，这些经历为我获得了高级时装订制的国际化视野和独特的订制经验。”订制模式二

品牌向何处延伸

2009年4月当国内外还处于金融危机之中时，国内首家内衣订制工作室——爱慕订制工作室在北京揭幕。

爱慕的内衣订制业务包括专属订制、高级订制以及特需订制，其中富于特色的专属订制，简而言之就是普罗大众的订制服务，其大众化的价格加上个性订制方案，性价比的竞争优势非常明显，也大大增加了爱慕品牌与更广范围消费者互动的可能。一年过去了，以订制健康为诉求的专属订制模式将在全国爱慕专卖店中推广。

还有一个品牌值得一提，它就是白领。自白领品牌诞生之日就有一项订制的增值服务，至今已有16年的历史。如今在白领销售额中，订制所占销售额的比例约为10%至15%。

据白领设计总监付奎介绍，白领的订制业务分为两部分——普通订制和高级订制。普通订制的顾客就是在白领店内购买产品的普通顾客，他们订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身材尺码等问题不能穿着白领成衣产品，从而选择订制。高级订制的顾客主要是金领系列GOLDEN COLLAR的顾客，主要是一些企业领袖、政府官员、演艺明星等。他们要求单独设计、单独量体、单独剪裁、单独加工，非常注意服装的精致程度与工艺特点。“我们将坚持一贯的订制服务及高级订制业务的拓展。但是核心的业务仍然是成衣业务及服饰品业务的拓展。”付奎说。

国内奢侈品品牌NE·TIGER则把其包括高级订制在内的产品系列放在了全球的平台上去衡量。2006年，品牌创始人艺术总监张志峰就提出“中国奢侈品的复兴与新兴”理论。这一年，NE·TIGER推出的高级订制华服植根中华文化，是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创新之举。如今NE·TIGER所涵盖的产品系列包括皮草、高级订制华服、中国式婚礼服、晚礼服、婚纱、高级配饰等系列。订制模式三

量身定做的服务

在国外，特别是英国，对于男装的订制(Bespoke)与量身定做(Made-To-Measure)的含义有着严格区分。Bespoke即男士西装的全订制(包括贴身度尺、短寸微量、独制一版、手工制作、半成品试身)；量身定做是由客人选择面料、款式，但服装版样是在样板的基础上根据客人体形进行修改。目前在国内像永正裁缝店这样以纯手工缝制男正装闻名遐迩的品牌并不多，在男装订制市场上更多的品牌以后者展开业务居多，但在称谓上都被笼统地冠以高级订制之名。

在此状况下，2004年介入正装订制市场的高级成衣品牌凯文凯利寻到了先机，作为一个携带服务的高端男装品牌，它让很多只穿杰尼亚西服的客户，享受到凯文凯利的服务后转而成为其拥趸。

而说到男装订制，自然也少不了意大利的杰尼亚品牌。事实上，杰尼亚的男装订做服务一直都是商务人士的最爱。杰尼亚在亚洲地区最大的旗舰店位于上海外滩18号。店内有Couture Collection区，并专辟了量身定做(Made-To-Measure)服务室。早在上世纪70年代，杰尼亚就在瑞士开设了量身定做的工厂。

与杰尼亚的优势相比，国内男装要在高端订制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谈何容易。但凯文凯利做到了。通过为细分市场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服务和产品，突破了产品和服务的局限，为顾客提供形象解决方案，与用户形成一体化，从而提高了顾客维系率，追求长远的顾客终生价值。

依文集团行政总监夏女士说：“意大利或者欧洲的奢侈品讲的是一种贵族文化。我们的优势是了解中国的消费者的心理，比较接近他们生活的状态，知道他们需求什么样的产品，他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服务。另外是圈层文化，如管家团队到机场去接要客，带来他所需的服装等，我们还为要客开通了紧急订制服务。凯文凯利讲究的是一种贴心的服务。”

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市场

未来，主导订制市场的将是哪个消费阶层？中国的奢侈阶层又是哪些人群？作为奢侈品品牌创始人张志峰说：“在中国，奢侈品的消费阶层绝不是单一阶层。中国庞大的奢侈品消费人群可以特点鲜明地被分为几大族群：传统的就是‘蓝血贵族’，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奢侈品消费的象征人群；新成功人士阶层成为奢侈品消费的中坚力量；而中产阶级庞大的购买力也正在日趋成为奢侈品消费市场的主体；再有一类则是还在成长中的奢侈品‘梦想阶层’。他们以城市年轻消费群为主体，尚不具备真正的奢侈品消费水平。上述人群的比例随着奢侈品市场的逐渐成熟还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但不变的是其快速的上升趋势。”

而身为设计师的董怀光则表示，进入新世纪，中国意义上的高级时装设计呈现出一种兴旺之象，在承继高级时装欧洲传统的同时，融入了许多独特的中国元素，出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高级时装设计师。“我相信，消费意识已经萌芽、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应当是全球高级订制时装再次辉煌的希望。”

他强调高级时装应当走近大众。“世界在变化，当我们目睹着克里斯蒂安·拉克鲁瓦远去的苍凉背影，我认为高级订制需要与时俱进的现代性革新，尤其在缺乏贵族阶层、缺乏高级订制消费历史与文化的中国，进入新的时代纪元，高级订制应当走近大众。”

付奎表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女装订制市场的规模和深度将不断扩大与加深。对于国内市场，现在著名的高级订制品牌除了稳固自身高级订制业务，成衣类的产品开发将是一条新的出路。以成衣养高级订制，用高级订制提升品牌形象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新思路。

“随着国际一线品牌的入侵，我们与国际一线品牌在同一市场环境竞争，除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还需要一点自信与创新，做大做强自己的品牌。面对国际品牌，挑战与机会并存。”链接

高级时装的名与实

2009年，因金融危机影响，克里斯蒂安·拉克鲁瓦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在这年7月的巴黎高级时装周上，他举办的小型高级时装发布会是在其朋友和为其免费工作的裁缝们的帮助下完成的。

其实克里斯蒂安·拉克鲁瓦和他的高级时装留给中国人的记忆并不遥远。2005年，作为中法文化年闭幕系列艺术展的一部分，克里斯蒂安·拉克鲁瓦服装艺术精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展示了这位曾经两次获得法国服装界最高奖“金顶针”奖的著名设计师作品，包括63套高级时装、高级成衣以及若干件法国当代艺术品、工艺品及设计师本人的藏品。

2009年，与克里斯蒂安·拉克鲁瓦高级时装的绝唱相比，中国高级时装之风正盛。这年11月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中可谓高级订制扎堆，以高级时装或高级订制时装为名的发布会有4场，而实际上涉及高级订制时装的发布则多达7场。2010年3月的中国国际时装周，香港著名晚装设计师何国钲以其高级时装系列敲开内地市场之门。

中国设计师在自己的时尚舞台上演绎高级时装不到10年的历史。2000年，中国国际时装周的舞台上第一次出现高级时装，张肇达的《12/12/2000》高级时装作品发布会让人耳目一新。到如今过去了将近十年，中国人对于高级时装或者高级订制的名字不再陌生，国内无论是时装舞台上还是市场上“高级时装”及高级订制的名头成为了一块香饽饽。但也有业内人士质疑高级时装或者高级订制的概念被滥用。

对于西方服装史比较了解的中国人而言，谈及高级时装时，脑海中第一反映往往是巴黎高级时装(Haute Couture)的概念与形象。

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中国区总监赵倩女士曾对高级时装的定义做过这样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级时装其实是一个法国定义，因为只有得到法国高级时装公会的认可，才有资格被称为“高级时装”。想要获得“高级时装”的称号，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首先，在巴黎设有工作室，能参加法国高级时装协会举办的每年1月和7月的两次女装展示；其次，每次展示至少要有75件以上的设计是由首席设计师完成；除此之外，常年雇用3个以上的专职模特；最后，每个款式的服装件数极少并且基本由手工完成。满足了上述所列的条件，再经由法国高级时装协会审批核准之后，才能被命名为“高级时装”。

仅拿“每次展示至少要有75件以上的设计是由首席设计师完成”这项条件来说，显然是依照1945年的标准。在如今高级时装秀场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衡量当今高级时装标准又是什么呢？

巴黎高级时装公会主席迪迪埃·戈巴克先生在其所著《亲临风尚》一书中这样写道：“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到1992年(《亲临风尚》书稿完成之年)，没有任何一家高级时装店能够逐字逐句地遵守这些标准和定义，在一个变革的社会里怎么可能原封不动地将老规矩用于新成员呢？”

《亲临风尚》自1993年出版以来，长期作为法国高等院校教育的必修教材。

戈巴克是这样描述当年关于高级时装的规定的：1945年1月23日的规定里，只有那些属于“高级时装设计师”、“高级时装”或“创意时装”的企业才被列入“高级时装”，符合条件的设计师名单公布在1945年4月6日的《国家机关报》上。……高级时装的会员名单由专门的委员会管理，并且每年都需申报工业部批准。

他还分析了中国人最为熟识的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丹所走的道路。

“作为一个高级时装店的首脑，在单纯依靠手工制作的力量已经不足以维系生存的年代，他沿着前辈的足迹，发明了更为创新的商业模式，走向全方位的授权之路。”

“……很快，皮尔卡丹的设计才华就被淹没在授权网络，他的创意，只有在高级时装中才得以体现，而这也是维护其名的最得力手段。成衣是靠批量生产来保证‘最低’生产量，而高级时装唯一的目标是品牌形象，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导致公司和品牌形象的日益损失，只留下它的‘明星’设计师在孤独地继续闪烁。”

尽管如此，高级时装并没有消亡，而是在与高级成衣的融合中发展自己。“自1973年法国高级时装公会建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向均匀化方向发展。从事跨领域经营的高级时装品牌，已逐步收回其对外生产授权，重新自行掌控成衣系列。而在高级成衣设计师品牌方面，曾开始将高级订制作品纳入其设计系列，旨在令时装展示更加丰富与完整，他们中的一些设计师如拉雅、戈尔捷、穆勒，甚至还创建了自己的订制工作室……这种将原本从事单一经营的品牌多元化的做法，却恰如其分地迎合了时尚业的变革。迪奥，拥有高级时装设计师的头衔之外，不也同时拥有成衣商、概念先驱与创意设计师的称号吗？”

法国高级时装公会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推出了特邀会员制。“被吸收进来的设计师的标准：首先必须拥有手工订制业务，但他们可以在新品发布上自由地进行成衣融合展示，只是他们不能使用1945年确立的‘高级时装’的法定称号，只能用‘订制时装’这个名称。”戈巴克在《亲临风尚》后记中这样写道。

于是，有了中国服装设计师马可在2008年7月巴黎高级时装周上展示其“无用”品牌的“奢侈的清贫”系列故事。这是一场原创服装的艺术化演出，所示服装皆为马可与她的团队手工制作。

“总之，在最强大的创意下产生的作品已经成为高级时装订制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手工这一点上，或不能超越属于手工这一范畴的东西，那么不管它用了多少工时，都不能被称为高级时装。很显然，一件仅仅是普通的创意服装，只是把它用手工做出来，就说是高级订制，这是说不通的。在新的时代，高级时装订制被重新定义之后，一个很关键的词汇就是‘创意’。”赵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声音

国际大师的高级时装发布会都是为了表现艺术创作的高度，而这本身符合高级时装诞生的初衷——梦想。高级时装是少数人为多数人制造的梦想。“马克·张创作”就是属于我个人艺术创作的高级时装。让很多服装设计师从中找到灵感，令媒体给予认可，并寻求到与市场的联结点，这种“趋势发布”的路径更真实，更有生命力。并不是人们非得把我的《黄河》穿在身上我就做到了“趋势发布”，这是他们对整个时尚系统的认知还不够。

——在2007年11月中国国际时装周上，张肇达推出《黄河》主题高级时装创作系列发布之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说。

在国内做高级订制更要把顾客服务放在第一位。我认为，一个设计师的风格是放在次要的位置。这与国外不同，国外是设计引导市场。我们的设计包罗万象，这要区别于国际化的设计。比如客人需要舞台服装，我们会考虑形象、歌曲、表演风格，甚至舞台的灯光背景来做设计，我们会做新娘装的设计，会做中式礼服的设计。我们把高级订制转为服务性质。在中国做高级订制就是通过专业服务，满足顾客需要的过程。

——2006年8月郭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中外订制的区别时这样说。

其实在1991年我就开始为明星订制，那时候很多明星成了我的朋友，也成了我长久的客户，但是订量不大。订制是我的梦，也是我对设计服装的享受。未来我会拿出一部分精力，把高级订制做好，这是我的追求。个人风格需要坚持，在订制领域我可以玩服装。订制比市场化的产品更令我愉悦。

——2009年11月，刘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其“月夜”主题的订制礼服系列时这样说。

虽然高级定制起源于西方，但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个市场大的发展一定是在东方，在中国。至于国内的高级定制会发展到一个怎样的阶段，不同时期大家的理念、社会层面，包括教育文化水平都会对此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不仅要经济发展，品味文化也要带动起来得到相应的提升，才能成正比，融入这个国际社会。

——2010年2月5日，马艳丽在博客中写下其主题为“高级订制在中国”博文,探讨经济危机对中国的高级定制是否有影响以及中国是否缺少对高级定制的话语权问题。

来源： 中国纺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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